午夜

这是两个年轻人,对于一些政治问题不太成熟的看法,有些说法甚至还很幼稚,主要节选自我们两人的一些信件,之所以把它们打出来,只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有更多感兴趣的人来参加讨论。

与姜某书：

曾记否九月一次电话讨论的内容，关于中国政治结构体系和法律系统之联系，窃以为所谓“人权”者未必天赋，而是在现代性框架下，国家赋予公民的一种契约劳动形式。资本主义发展之源即在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因而自社会发展角度而言，欲使个人能最大程度地去追逐自我利益以带动经济发展，立法上关于阻碍个体自由平等地追逐利益的各种要素也均应排除。

在这里仍旧要强烈推荐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性及后现代性框架下国家体制的特点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因其作品多为专题教材性质，也不必担心晦涩难懂。说回正题，依鲍曼的看法，现代性国家的基本框架，多可视为依边沁所提出的“圆形监狱”的相似的社会联系体制。自由和非自由，自我治理行为与群体管制之间的对立，这些对立不仅仅是两种理想化类型间的一种逻辑性差异，而是在同一社会结构内部的两种决定性位置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而且对立的双方均是各式各样科学管理的产物。《圆形监狱》的重要性在于边沁对现代权力惩戒本性的洞察，即认为现代权力将对人身的管控作为最大的目标，将监视作为基本方法。在《圆形监狱》中，边沁深刻地洞察了国家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架——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社会体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界限非常分明，然而和过往的不平等体制有异的是，不自由者也作出选择，为自己的幸福争取空间；然而，设计者通过仅仅允许最不吸引人的选项存在，以渲染并突出（并非灌输）（体制化生活）的好处。圆形监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认知上的高度不对称，中心监管者处于能够监视被监管人又使被监管人看不见自己的位置，在乌托邦式的社会结构中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现代化角度来看，也许这种对设计要求过多的社会模型过于不现实，苏联甚至像一个活生生的失败案例。但圆形监狱最大的特点在，不用向人灌输“正确的”“合理的”信念，仅让人在没有信念，或有信念却无知也无意拓展的状态下，在圆形监狱的监控中，做出符合自己生存需要的选择——这选择对于被监控者而言，又必然是符合监狱的体制的。

是不是对这样的表述眼熟，简直就像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一种极限的，已经不用继续集体洗脑的体制结构已经高度稳固的状态………可以说纵然本质虚无，道德的精神价值也不会为现代社会所抛弃，因为与其建立一种新的，及其复杂以至本身可以维护自身稳定性的社会体制，不如依道德进行管理更为方便省事。而道德却优于社会而先行存在，任何在变革社会中确立道德思想的人类，其本身必然已受到变革前社会的思维建构，多少会受影响………事实上窃以为，西方比较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中，类似圆形监狱构想的体制已经颇具规模，只是受限于权衡契约关系的法律向道德成分有所妥协。美国不实施军火管制，却很难想象有人想闹革命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宪法学习伊始就接触到了中国实行宪政的进展方向，宪法不限，民智未启。欲启民智则需宪政意识，而一部政治纲领性的宪法又如何引导宪政意识的日益普及？………

回方兄书：

………信中话题大多不是很懂，所以只能根据你的观点随意说一些疑问。

你信中第一个观点说到人权未必是天赋，而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种契约劳动形式。这就涉及究竟是主权在民，公民赋予国家权力，还是国家国家赋予公民权利。其实从理论上来讲，似乎主权在民比较说的通，因为国家是由公民建立和组成，作为国家这一概念在现实中的承载者——国家机器，也是由人组成，在一些民主国家甚至有公民选出。但是现实似乎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制度的安排，公民权利需要立法来保障，而现实中真正在立法的是国家机器，这就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公民赋予国家权力，而国家又利用公民赋予给它的权力来立法保护公民赋予国家权力的权利。这个悖论当国家和公民可以良性互动的时候，可以抑制运转下去，可是一旦当国家与公民产生矛盾的时候，我很难想象，公民又如何从国家那里收回权力。而你提到的圆形监狱，似乎正是一种通向国家脱离人民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民的产物。当国家试图开始对公民加以管制，国家的权力每增加一分，就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减少一分，因为国家权力独立于公民控制的不可逆性又增加了一分。

你说现代权力具有惩戒性，但是我倒认为这不如说是现代权力具有自我巩固的冲动。现代权力只有加强对它名义上的主人——公民的控制，才有可能获得其渴望的“自由”。我们反复强调的所谓自由，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而是因为我们获得绝对自由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剥夺了现代权力的自由，而现代权力努力寻找它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专制。很多时候，我甚至认为投票这一仪式之所以必须存在，就在于它能从权力的来源上反复强调公民是权力的授予方，从而克制国家机器的权力扩张冲动。

你提到圆形监狱最重要一点是，认知上的高度不对称，中心监管者处于能够监视被监管人又使被监管人看不见自己的位置。这一点我很赞同，现代权力腐化的第一个表象必然是开始寻找权力的秘密性、神秘感，使权力处于不可监测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才能够进行比较顺利的扩张。

在你看来，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似乎具有“一种极限的，已经不用继续集体洗脑的体制结构已经高度稳固的状态”。我窃以为不然。这种已经不用继续集体洗脑的体制结构已经高度稳固的状态在许多专制性质的国家与政权中都出现过，其中尤其以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时期最为典型。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在学术上就只能沿袭儒家一派发展，最终形成宋明理学这一畸形的思维产物，加上中国广大农村愚昧的小农意识，中国封建时代很少看见封建统治者发动什么什么运动、革命来进行洗脑工作。而中国的封建体制在经过西方列强的炮轰、红卫兵的打砸之后，到今天仍随处可见其残余，可见这一文明是很等的封闭与稳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提出“与其建立一种新的，及其复杂以至本身可以维护自身稳定性的社会体制，不如依道德进行管理更为方便省事。”在如今制度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你提出这种姑且称之为“泛道德主义”的观点，实在比较另类。我个人的理解是与其空泛地谈论很可能会自我固定的制度，不如通过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法律道德来优化我们的行为。可是，现实生活似乎更多地证实了人性道德底线的脆弱与不堪。………

中国的宪法毛病众多，这可能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杰地灵，却偏偏出不了华盛顿式的人物，可以说，华盛顿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建国军功，不在于他的立法才华，而在于他的道德感召。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所具有的规范力量确实是一些刚性的制度难以比拟的。